我常常觉得一日三餐，口腹之欲，多一餐也是烦扰事。为着中餐吃什么，短短几分钟要把写字楼周边餐厅里诸多餐点比较一番，想着前日吃了什么，今日换个什么口味，但六七年原地工作，餐厅说来说去，也就那么些，真是叫人烦恼，既不想囫囵不知味，在日复一日的餐食里吃出些新鲜变化，还想要快速简单，结结实实地解决生存之需。所以吃一餐饭这样微末小事上的心情，也如一生许多事情上做选择时候的困扰，叫人左右为难。

我的脾胃于生冷腥鲜食物上较为敏感，西餐的现代时髦体验得少，既不能以精细考究的食材来夸赞它，也不能以优雅浪漫的氛围来品评它，各种用银制、钢制、镍制擦拭得锃亮闪耀的餐具如谷崎润一郎所说，让人“心神不安”，况且我不喜客位式的西餐礼仪，侍者不厌其烦地逐位上一道道菜，食客们要保持高贵优雅的举止，彼此间隔膜又庄重，整个过程显得冗长且沉闷。这样的情景常常让我想起查尔斯·兰姆调侃基督徒饭前的祷告，平平静静的，诉诸理性的克制，和一派充满异国情调的酒气肉香，“实在太不相称啦”，“我看不惯有的人把它一大口一大口地往嘴里送，却做出一副食而不知其味的样子”。

是以，西餐的客位制，虽然十分合乎欧美遍行的基督教文化中 “人人平等”观念，长条方桌对向而坐，一人一例，随意自由，不过始终少了点儿互动的人情味，倒不如中餐围桌而食，共同享用来得融洽。中餐自周朝始一人一案，到魏晋时期椅子渐入中原，直至宋朝，椅、凳在民间普及，国人完成跪坐到垂足高坐的起居姿势革命，饮食起居文化亦随之风气大改，分餐案食到围桌而坐盛行流传下来。由分餐到围餐，这大约是维系民族文化上的一大变化，生老病死喜乐哀荣的种种事情，都借由围宴上的食客们来共同参与，饮食得以世俗化，社群化。祭祀、节庆、红白喜事、政客权谋、友人小酌，一日三餐里，处处有人与人之间的亲疏关系，有厨师手耳相传的心得，少有刻板的标准，更不循协同分工的流程，一样鲜笋，到了各家餐桌有千变万化，和不同的人进餐，也有各种滋味。围，以这样富有情意的形式将形形色色的人聚拢起来，出于各种情由的宴饮，出席者也带着种种情绪，但在围席上，个体各自的情绪是含混的、体察的、包容的，虽然有主客之别，但到底亲近了许多，不似西餐那样分离隔膜。

如今在云南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以及贵州偏远地区，节庆时候还有长桌宴习俗，家家户户把丰盛的菜肴端出家门，结桌共食，其长桌盛况可绵延接龙数公里，热闹非常。而广东粤西地区至今还保有吃年例的习俗，村村有约定俗成的年例日，到了年例日，全村大摆筵席，无论是亲朋好友，还是路人过客，不管相识与否，都可登门就席。中国人的围餐文化里，有可亲可爱的乡土气息，还有一种朴素的分享观念，这和西餐客位式“物权私有”互不干涉的情况又大不相同。

于吃东西上，我不仅不喜西餐，也不讲究环境品级。小门小户，山野深巷，更易得食物的原味和做食物人的情意。出品一流的高级餐厅，为满足量化供应，也不得不把做食物分成许多人协作的工作，依赖严格的标准运作。而小食店里更依靠某一位主厨人对于料理食物的领悟。其间的区别就好像是流水线成品和手工制品，前者或许有一贯的品质，而后者，偶尔也可能有失水准，但大体值得谅解。摈弃对就餐环境和服务的挑剔，食物的味道以及因由食物唤起的某种情感，成了食客们去而复返小食店的理由，它可能是滋味浓厚的酱汤，也可能是一碟爽口的萝卜干，和高级和美味无关，饮食不过是果腹而已，和食物所能牵引的情感相关，那些家常做法的饭菜，带着时令风物，带着熟悉的情感，带着主厨的涔涔汗水，被呈递到面前，只等你大快朵颐。

李渔《闲情偶寄》里有一段论蟹的文字，极讲自己对蟹的痴情嗜好，甚至于有一婢，勤于事蟹，李渔易其名呼为“蟹奴”。虽然蟹足以代表中国人对于食物“色香味”上的极致追求，不过这样对于饮食之美上穷尽其力的偏好，美则美矣，我却是学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