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多座塑像安放在同一公园，当属台湾特有的艺术奇观。其实，这一百多尊铜像并不是为一个公园而塑，而是在上世纪50到70年代散立于台湾各地。蒋介石自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一直想实行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但早期对别人给自己塑像的态度还比较慎重。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蒋介石作为同盟国美、苏、英、中四强领导人之一，声望如日中天。当时重庆市参议会提出：“主席蒋公领导抗战劳苦功高”，提请市政府为蒋介石塑像，以资隆重纪念。随后，市参议会经与市工务局商议，正式确定四项：一是在都邮街广场塑蒋介石全身铜像，二是在佛图关建抗战纪功碑，三是将南岸黄山改为“中正山”，四是在朝天门建筑两江大铁桥。蒋介石对此逐一批示，对在都邮街塑铜像一事，他批示“不可行”；对在佛图关建纪功碑一事，他批示“可办”；对将黄山改为“中正山”，他批示“不必”；对建筑两江铁桥一事，他批示“以林森命名为宜”。

1949年，蒋介石败退走台湾，在岛上实行独裁统治。他连任四届“总统”，直至87岁病逝，当政时间长达26年。其间有雷震劝他不要违宪连任，他却把雷震关进监狱，判刑十年。独裁需要营造个人崇拜的文化氛围。个人崇拜的文化氛围需要艺术的烘托。蒋介石改变了当年不赞成塑像的态度。最高当权者喜欢坐轿子，下面自然有人抬轿子。岛内学校、图书馆等机构为了表示爱戴与忠诚，纷纷为蒋介石塑像。据说，蒋介石在位时塑像多达四万多座，平均不到一平方公里就有一座。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国民党在竞选中失败下野，政党轮替，民进党上台执政。当政的陈水扁曾经身受国民党迫害，于是推行“去蒋化”，蒋介石实行白色恐怖成为舆论反思的对象，各地矗立的铜像纷纷拆除，面临回炉炼铜的命运。慈湖所在的桃园县系蓝营执政，于是将各地拆除的铜像收来，据说有两千多座，选出其中艺术水准较高者，建成这座雕像公园。当时，被讥笑为“铜像收容所”。现在，却成了一处游人如织的景点。雕像七、八十来个一组，蒋介石和蒋介石相视而立。最大的一尊钢制坐像来自高雄，搬迁时分解为117块，艺术家刻意用不完整的方式组合重建，取名为“伤痕与再生”，意在记取历史的伤痕与教训，走向族群融合的重生。

给最高领导人塑像的现象，世界各地都有。美国有华盛顿、林肯、杰佛逊、罗斯福的雕像，俄罗斯有彼得大帝的塑像。其差别一是在于数量的多少。我知道的，有俄罗斯，列宁的塑像遍及各地城镇的广场；有朝鲜，金日成的塑像更是遍及城乡，还有中国大陆过去的红海洋，到处都是毛泽东的塑像，可谓和蒋介石塑像情况相似。二是在于生前立还是生后立。最高领导人在位就大肆塑像的地方，均非民主政体。因为民主政体内，权为民所授，领导者由广大公民选举，为广大公民服务，有接受公民监督之义务，无高高在上之权力。公众不需要对领导人顶礼膜拜。只有专制政体下，才有可能形成个人崇拜的文化氛围。这是一个规律。

雕塑公园醒目处有一块巨头，上刻有红色的“轨迹”二字。这个公园，也可以说是台湾半个多世纪政治演变轨迹的浓缩。在人类文明史上，专制政体的历史要比民主政体的历史悠久得多。个人崇拜的精神史要比公民独立的精神史悠久得多。但大众的公民意识一旦觉醒，个人崇拜便成为历史的笑柄。生前让人塑像的政治强人，一旦失去了强权的支撑，便让人感到滑稽可笑。想当初，每一雕像创作时无不怀仰视之情，力求营建像主之伟岸高大，然而，无数“崇高”之和，现在却构成一幕喜剧。这种后现代的意味，既为蒋介石始料未及，也为雕塑家始料未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