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是中国古代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故历代高句丽王均受封于中原中央王朝,尤其是王莽时期,王莽因高句丽为边远的浸润之下,其民放文化中无不渗透着中原文化的影子。高句丽墓室壁画在中原汉文化浸润之下而形成背影与表面内容无不传承中原文化,同时又具有本民族的特色。中国壁画艺术的发展历程和存在状态,由于地域和民族历史传统而相异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绘画的表现呈现出丰富而相对复杂的综合景观。高句丽墓室壁画可以期望是我国本土文化发展史与美术史上的文化瑰宝,也是东北亚艺术文化遗产的一颗灿烂的明珠。
辑安城周围分布着万余座高句丽时代的古墓,其中有大量高句丽族王室、贵族的墓葬。在这些王室、权贵的墓室中绘有大量的壁画,这些壁画墓分布在辑安镇的麻线沟至长川一带,迄今为止在辑安地区已发现三十余座壁画墓,并且这些壁画墓皆为积石墓。从时间上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早期约为公元四世纪中叶至五世纪初,以角觗墓、舞蹈墓等为代表,墓室的石壁上以白粉作底,然后施彩和勾线绘成壁画。壁画内容主要是描绘主人燕居行乐、车马待、山林狩猎、角觗、舞蹈等生活场景,在藻井上绘日月星辰、仙人骑鹤、神灵异兽等天界中的图像。这时期的壁画中的人物和动物的造型简洁而拙朴,线条严谨挺拨,图形基本上作散点式分布。
中期墓室壁画赶往繁盛发展时期,年代约为公元五世纪中叶至六世纪中叶,以麻线沟1号墓、洞沟12号墓(又称马槽墓)、长川2号墓、山城下983号墓。年代较晚的有龟甲莲花墓、散莲花墓、长川1号墓、长川4号墓、下解放31号墓、冉牟墓、环纹墓、三室墓等为代表,墓室壁画仍以描绘现实生活为主,但题材变得多样化,出现了有闲佛教的内容,四神纹样也开始出现。有的墓室壁画的规模颇为可观,长川1号墓北壁壁画绘有近有百个各种图像,上部绘宴乐百戏,下部绘山林逐猎,气势宏伟。令人感到美不胜收。长川1号墓前室藻井东侧绘着在墓室壁画中极为罕见的礼佛图,正中绘坐在宣字形方座上的佛像佛座右前方有一男一女在跪拜,佛像北侧有飞天。
晚期壁画中反映现实现实生活的内容已经很少,主要在墓室四壁依方位绘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神兽。这时四神形像变得高大。在壁画中占主导地位。四神的体形变得修长,更注重细节的刻画。在墓室的枯藻井和梁枋抹角绘神仙异兽、日月星辰,充满了虚幻的神话色彩,晚期壁画墓主要有五盔坟四号墓等。
中国在墓室中绘制壁画的风气始于西汉,以洛阳的西汉壁画墓为代表,壁画以升仙为主要内容,图像是以墓顶天穹为中心而列置的,这种壁画的位置分布成为汉代壁画墓的主要形式。并且高句丽也一起沿袭着这种以墓顶天穹为中心的壁画布局。到东汉时期是墓室画的兴盛时期,整个黃河流域都发现了东汉壁画墓,壁画中反映现实生活内容逐渐增多。在内蒙和林格尔还发现了一座东汉晚期的大型墓室,壁画中宴饮百戏和车马出行等内容,在高句丽早期早期墓室壁画中多有出现。辽宁旅顺营城子也发现了东汉时期壁画墓,辽宁辽阳也发现多座汉魏时期壁画墓。汉魏之际,中原战乱颇起,而辽河地域则相对安定,公孙瓒此时雄霸辽东,借此机会将中原营建壁画墓的风气带入辽东,并进一步影响到高句丽。从目前已知的廿多座壁画墓中选出有代表性的壁画与中原汉画像砖
《家居宴饮图》
《家居宴饮图》是目前发现的墓葬壁画较早的一个,多数学者认为画于四世纪中叶,画面为墓主人的宴饮图。壁画位于墓室的北壁正对着墓门,为墓室的主壁,墓顶绘日月星辰。甬道左壁绘门犬。主室前壁绘交柯大树。东壁画朱红色梁柱斗栱,其中斗拱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特有的形制,墓葬壁画又不能把整个房子都画在上面,用斗拱是代表在居室内,在屋内还有一个装饰帷幔,帷幔下面还有打结的四条长长的飘带,颜色已经看不清,当时颜色应该是鲜艳的。居室中有一面部脱落较严重的男主人坐像,男主人居中,男主人双手叠放在胸前,双腿叉开,一脸庄重,在男主人左侧,还有一人难以分辨,男主人身后是台灯或熏香。一侧有两女子垂首跪坐,双手合抱胸前,朝向墓主人,左侧有2妇人列坐,应为妻妾,面前各设小几,旁有侍女各3人。手持巾具的男女侍从和厨房及上菜食者表现出贵族饮食生活。面对两个女主人的图案,其中一个为跪坐姿,后面的人物形象依次向下排列,有女侍、有男侍。在每个主人的旁边都有一个三足几,类似今天日常所用茶几,侍从在给主人送食物时也端着茶几,几的腿为动物蹄的造型,也叫兽蹄足几,上面放着盛食物的。两个主人坐的也是兽蹄足的几,东壁和北壁的壁画的一个过渡连接的过程,图中两个侍女,前面的侍女是直接端着几过来,几上放的盛食物,后面这个侍女端的就是一个盘,这幅墓葬壁画的生活场景其实是一个动态的。不是很呆板,墓主人对饮或对坐的这种宴饮形象,在中国的墓葬画中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题材。
在主人面前至少有八名侍者排成一排,等待主人有召唤,其排场实在不一般。现存只能看得见侍者的头部,看不清他们手中拿着什么。
《汉画像砖宴饮图》
宴饮《左传》:“公当享,卿当宴,王室之礼也”。说明宴饮是一种礼仪活动。这种活动在汉代较为广泛、祭祀、节日以及出征都要宴饮。并把宴饮场面大量运用在壁画、画像砖或画像石中。从高句丽墓室壁画的宴饮图中,能够看出高句丽人受当时汉代宴饮礼仪的影响。
宴飨在汉代成为一种风气,从上至下莫不如是。帝王公侯祭祀、庆功、巡视、待宾、礼臣,都是聚宴的机会。各地的大小官吏、世族豪强、富商大贾也常常大摆酒筵,迎来送往,宴请宾客和宗亲子弟。正因为官越大,食越美,酒越醇,所以封侯与鼎食成为一些士人进取的目标。《后汉书•梁统传》就说:“大丈夫居世,生当封侯,死当庙食。” 汉代的诗赋对于当时的宴饮场面也有生动描写,如左思的《蜀都赋》,描述成都豪富们的生活时这样写道:“终冬始春,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宾。金罍中坐,肴槅四陈。觞以清醥,鲜以紫鳞。羽爵执竟,丝竹乃发;巴姬弹弦,汉女击节。起西音于促柱,歌江上之飉厉;纡长袖而屡舞,翩跹跹以裔裔。”这是说的成都,成都人的酒食传统一定是那时就开始形成了。
嘉玉关魏晋画像砖进食图(图片来自蒋勋《中国美术史》)
把生活中各种细节一一用绘画表现出来,这是汉代绘画的特色。到了魏晋,虽然是在边远地区的甘肃,这种传统仍然保存并发扬。
王侯们宴饮,自然不像平常人吃完喝完了事,照例还须乐舞助兴体现出一种贵族风度。在出土的汉代许多画像砖和画像石上,以及墓室壁画上,都描绘着一些规模很大的宴饮场景,其中乐舞百戏都是不可缺少的内容。
山东沂水出土的一方画像石,中部刻绘着对饮的主宾,他们高举着酒杯,互相祝酒。面前摆着圆形食案,案中有杯盘和筷子。主人身后还立着掌扇的仆人,在一旁小心侍候。画像石两侧刻绘的便是乐舞百戏场景,使宴会显得隆重而热烈。
四川成都汉画像砖宴饮图(图片来自画像艺术鉴赏李国新著)
整个画面是一个庑殿式建筑,房顶上设有两个望楼,两个望楼之间露出房屋后面的一颗树稍。两个望楼的外侧各自装饰有凤凰一只。房内三人围绕一低案席地跪坐,皆长服着冠,中间人正举杯敬酒,而左面的人却手势一花可能是行酒令。画面生动表现了三人饮酒至酣时的情景。
《舞蹈图》
舞蹈墓位于辑安城东北约三公里,南靠角觗墓。1937年倭奴曾对该进行过著录。因墓中绘有群舞壁画而得名舞蹈墓。
由于壁画毁坏较严重,在人群中找不到墓主人在那里。墓主人应该是画中最尊贵者,难道墓主人是画中底部骑马者?让人实在无法理解,因为一墓主人应该在画的中心位置;二
是有骑在马上观看舞蹈吗?三是在整个一面墙壁上,精心绘制一幅人数众多的舞蹈图,而墓
主人却没有出现在画面中。那么我们只能这样理解,墓主人坐在室内中央一边宴饮,一边在观看歌舞。否则我们无法解释清楚。先看左上角,在门楼内有三个侍女,一名在前招手引路,另二个手托案盘跟随而去,从壁画中可以看出,盘中应是精美食物,无疑是送给墓主人的,对面的房间里还有的茶炉,还有仆人,从这个场景中可以看出是墓主人的后院。为此,舞蹈者在这里彩排,居画中的舞者双臂向后扬起,以示舞蹈开始,他虽穿舞衣但与其他人舞姿不同,应是一位领舞者。领舞者头带两只长长的雉翎,穿对称花衣,肥筒花裤,双臂后摆,长袖下垂,动作十分优优雅。跟随他身后的四个舞者前面两人穿花巽裙。长裙下摆绣花边,几乎盖住双脚。后两人穿花衣筒裤,长袖和衣服下摆都有黑色的花边,与领舞者相同。只有衣裤的颜色有些不同。这五位舞者,动作整齐划一,甩起长袖,迈开轻盈的脚步,翩翩起舞。舞者表演,右下方七人就是“乐队”。他们以合唱伴舞。左第三人好奇地回头看了后面的同伴。这可能是对这幅壁画的合理解读。
《汉画像砖舞蹈图》
公元前195年,刘邦在他的家乡沛县作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刘邦晚年十分宠爱戚夫人,甚至谋划废太子刘盈(吕后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为皇位继承人,但遭到吕后和朝臣的激烈反对,太子之争的事件成为一段经典歌舞的缘由。当废太子的计划失败后,刘邦对戚夫人说:“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戚夫人泪流满面,翩翩起舞,伴随着戚夫人的舞蹈,刘邦唱起了鸿鹄之歌。
汉代宫廷的“乐府”有歌有乐,还有舞蹈、百戏等诸多娱乐形式。汉代的舞蹈是皇室贵族们娱乐生活的重要内容。汉代有不少妃嫔乃至于皇后是倡乐出身,汉武帝宠爱的李夫人,是汉代著名舞人。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是汉代最著名的舞人。赵飞燕由于色艺超群,从一个社会地位十分卑贱的歌舞伎人一跃而为封建社会最尊贵的皇后,专宠后宫,显赫一时。
徐州私人汉画馆藏中藏有一建鼓舞图:高鼓通天达地,上有双羽葆与华盖而无神鸟,似能转动,左右各悬六只铜铃;鼓舞者一男一女,女倾身立打,男亦倾身跳打;女子持长袖袖头击鼓,男子持桴击鼓;鼓之后方有二人持鼗鼓伴奏而非钟磬,其身体的随乐而动亦可称之为道具坐舞。显而易见,此男女搭配的建鼓舞一非儒家礼乐,二非巫道之乐,更多地带有世俗生活层面的节庆娱乐表演性质,是程式化中个性化的展示,即兴落子但棋不出盘。
这幅乐舞百戏图既有建鼓舞,又刻画了七盘舞。建鼓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乐器,最早用于祭祀、战争、宫廷等,然后由简单的击鼓仅作为伴奏演变为伴随敲击建鼓的舞蹈。汉画像石中的建鼓上部往往装饰着羽葆、流苏、华盖等,基座经常是老虎、羊等神兽,建鼓舞的舞人有男有女,有一人独舞也有两人共舞。
在汉画艺术舞蹈的道具舞中,乐器类以鼓舞为代表,非乐器类则以袖舞为代表,其中长袖舞形式又排在第一。微观地讲,长袖的材料、颜色、款式等均有其“微言大义”。
河南南阳汉画像拓片图(网上图片) 河南南阳东关《许阿瞿墓志画像》拓片图)
儒家十分重视乐舞的社会作用。《乐记》中载,乐,可以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也就是现在“美育”对人的培养所起的作用。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汉画像石中,便刻画了大量的乐舞图。各种生动的乐舞百戏图,呈现了汉代艺术、运动、力量的风貌。
史籍也记载了很多民间的乐舞,汉乐府中至今仍保留不少优秀的民间文学作品和大量的“街陌讴谣”。正是因为汉代人对乐舞的喜爱,在“事死如事生”丧俗观念的指导下,汉代的墓葬中刻画了许多乐舞百戏的图像。
出土于山东沂南北寨墓的乐舞百戏画像石刻,其上刻画的人物竟达50人之多。据该墓发掘报告把整个画像分为四组:第一组,杂技。有飞剑掷丸的、有顶橦悬竿的,还有七盘舞。第二组,乐队。上部分刻击建鼓、撞编钟、敲石磬。下部分刻演奏小鼓的女乐和吹排箫、击饶、吹埙、抚琴、吹笙的男乐。第三组,鱼龙漫衍之戏;第四组,戏车和马戏。此图是迄今所见演出场面宏大、气势最为壮观、内容最为丰富的汉画像石乐舞图像。这幅画像完整地展现了汉代乐舞百戏的场景。
古代的“乐”,包括歌唱、说唱、器乐、舞蹈、道具等各种表演成分。汉代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特别是汉代的相和歌,保存了一批才华横溢的歌诗。相和歌是对一种歌曲演唱形式的称谓,概括了汉代北方各地的民间歌曲,是各种管弦乐器伴奏的歌的形式。汉代无论是宫廷的聚会宴享、祭祀以及民间的宴饮、娱乐,都有相和歌的表演。从这一汉画像石中可见,相和歌以丝竹管弦乐器为主进行伴奏,融歌唱、器乐、舞蹈三者为一体。
东汉时期宴乐画像砖(四川成都昭觉寺汉墓出土)(网上图片)
这种宴集邀舞习俗始于西汉时期。《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中记载,为人刚直的灌夫约丞相田蚡一起赴魏其侯窦婴的家宴,但田以醉酒相忘而推脱未去,第二天前往时又故意缓慢行走,灌夫由此非常生气,“及饮酒酣,夫起舞属丞相,丞相不起。夫从坐上语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谢丞相。”由于田不起舞为报,灌夫便不顾君臣之礼,当众责骂田蚡。可见,“以舞相属”之习俗由来已久,只是在西汉时还不是士大夫聚会中专有的活动,到东汉时“以舞相属”渐渐成为士大夫宴集时重要的交流形式。
从现存遗留的汉画像石来看,“以舞相属”在汉代十分盛行。汉代是中国舞蹈繁荣的时代,无论是宫廷乐舞还是世俗乐舞都得到流传和普及。歌舞在汉代不仅成为主要表演艺术,且已普及到社会各阶层;不仅是人们抒情达意的表现形式之一,也是增进友谊、交流感情的社交工具。当时很多人均能歌善舞,士大夫们和皇室贵族一样追求乐舞享受。在这样一种乐舞环境中,士大夫们的舞蹈兴趣和舞蹈才能大为发展,从而造就出属于他们这个阶层的即兴舞和礼仪舞,成为汉代舞蹈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首先,“以舞相属”的盛行,在于它的礼仪外交性特点。以舞相属是一种专门体现礼仪的舞蹈,大小官员在任何场合都可以相邀舞蹈,以此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往来。其内涵外延在王侯将相相互之间的礼尚往来中,邻邦使国、封王觐见时的接待仪式上得到了新的延伸拓展。《史记》记载,定王刘发是汉景帝的庶子,因为母亲程姬卑微无宠,他的封地只能是卑湿的贫国。汉景帝二年,各诸侯王来朝见,以歌舞为父皇拜寿。这时,刘发仅“张袖小举手”,显得很笨拙的样子,景帝不高兴而责问他。刘发对景帝说道:“臣国小地狭,不足回旋”。他巧妙地借舞蹈比喻自己的困境,引起景帝的重视。于是。景帝“乃加封武陵、零陵、桂阳。”自此,长沙国的辖地又扩大至湖南大部地区。长沙定王在帝王的宴飨中,通过以舞相属,巧妙地实现了自己拓展疆土的意愿。
其次,“以舞相属”的盛行,还在于它的自娱性、即兴性的娱乐性特点。由于这种舞蹈形式简单易学、场地不受约束,易于人们借舞抒发情感,即兴而舞。以舞敬酒,是以舞相属的基本内容之一。如陕西绥德出土的汉画像砖描绘的庞大宴飨场景中,九名宾客之中有人在举杯痛饮,有人在相对而语,两侧有侍从站立服务。酒酣之际,主人率先起舞,动作幅度热烈奔放,旁边的客人两袖初举,似乎要起身接舞。由此可见,以舞相属是汉代一种固定礼仪化的宴飨杂舞。宴飨至高潮时,主人先起舞,舞罢便以舞相属于某客人,该客人紧接着起舞,以作酬答,然后再属舞于另一人,如此以往接连不断,使酒宴气氛非常活跃。士大夫在宴会上通过舞蹈,进行邀请、敬酒、劝酒,来实现某种个人意图或政治意图。
在汉代,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占绝对优势,儒家是在人际交往中确认个体价值、社会地位以及身份尊卑的。儒家十分重视乐舞的教化作用。因此,以舞相属的内涵就不仅仅在跳舞本身,其主要目的是要通过这种舞蹈来证实个体存在的价值以及远近亲疏的日常伦理。身居高位的士大夫十分讲究以舞相属中的礼尚往来,认为以舞只是一种形式,更为重要的是“属”,即通过舞来确定对方对自己的尊重和认可,通过属来确认是否是“心相印、气相吸”的朋友,以此来巩固和发展自己在皇宫和官场的势力。这时,舞蹈已完全成为一种礼仪外交的手段而失去了本身的娱乐作用。
《狩猎图》
汉代壁画中出现大量的狩猎场面,有骑马、有坐豪华马车,手拿弓箭等武器,潜在山林中肆意奔跑,追杀猎物,说明狩猎是汉代流行的娱乐活动(如三国时孙策因狩猎而亡,其弟孙权因沉迷于狩猎而到臣下的多次劝告,可见在汉代狩猎是一项流行活动)。高句丽狩猎一方面是面是受汉代影响;二是由于地域环境“多高山深谷,无良田”;三是高句丽本身就是游牧民族,狩猎成为千家万户的主要肉食来源,也是贵族们的主要娱乐活动。
这幅狩猎图绘画技巧高妙,造型优美准确是高句丽墓室壁画中的精品和代表作
从局部看,在勾画人物、动物与景物时,线条洒脱生动又具有装饰风格,采用了夸张与写实相结合的艺术手法,绘出了不少具有本民族艺术特色的祭祀之作。为早期高句丽古墓壁画中的精品之作。
狩猎图中回首持弓的武士形象,早在中原东周时期瓦当中就频频出现过。其人物形象、动势、比例、线条极为相似。东周瓦当的骑射人像手法简练;而高句丽早期壁画狩猎图局部的造型似乎更加复杂优美。
汉画像石(砖)中的狩猎图
汉画像石中的狩猎图所占比重较大,数量较多。主要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陕西、山东、河南、江苏等地。汉初的文景之治,国家经济空前繁荣。再加上汉代的厚葬之风,为汉画像石(砖)的发展与兴盛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每件。
图中田猎队伍十分庞大,图中十多个强悍骁的猎。有持刺熊的、射中狐狸的、持戟与虎搏斗的、拉弓射箭的、被围的飞禽走兽等。
墓室壁画狩猎图 魏晋 甘肃嘉峪关(图片来自中国美术史)
画面主题突出、山峦起伏、线条流畅、酷似波浪,猎者骑马从山坡上飞奔而下,拉满弓、箭上弦、瞄准前面山坡上的小鹿,小鹿刻画非常传神,抓住后顾一瞥的瞬间,把它的救生欲望描绘出来,一对山禽受惊后伸颈展翅飞翔,似在鸣叫。整幅画面给人以很强的动感,形神兼备。
猎人骑着骏马一前一后,前者回射、后者前射。两只猎犬紧密配合跟随左右捕捉一鹿,奔跑时身子直线,组成“八”字形,小鹿四肢腾空,受惊跃起成“V”形。画面动作夸张但不失真,把围猎场面的紧张气势刻画得淋漓尽致。
汉代陕北狩猎图:架鹰走犬 悠闲游猎
狩猎采集曾是人类获取生活资料、赖以生存的主要手段。随着社会的进步,狩猎采集经济逐渐退居次要和辅助地位,农业和畜牧业成为生产的主要形式和经济主体。
汉代陕北农业和畜牧业并举,发展很快,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因地处汉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杂居地带,受匈奴“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的习俗影响,加之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当时陕北狩猎活动十分盛行。平民百姓把猎捕野生禽兽作为生活资料的补充,权贵富豪们拥有充裕的生活资料,他们把狩猎活动当作消遣玩乐的一种方式。官方则认为狩猎有军事训练的作用,《汉书•地理志》就有这样的记载:“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礼记•月令》中也有季秋之月“天子教于田猎,以习五戎”的记载。这说明狩猎活动具有军事训练的功能。
汉画像砖就像一张张照片,生动、真实地再现了汉代人狩猎的场景。这些猛兽无一不张牙舞爪、气势汹汹,猎人则有的手持长矛,有的手拿长剑,面对猛兽毫无惧色。画面简约、洗练,很有观赏性。
一只猛兽张着大嘴,纵身一跃,眼看就要扑到猎人身上,马背上的猎人则从容转身,搭弓射箭。在洛阳汉画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汉画像砖上,这样的狩猎画面随处可见。
汉代,由于生态环境好,山里豺狼虎豹成群,给人畜造成极大危害,朝廷就颁布法令鼓励大家打猎除害,如《汉律》中规定:“捕虎购钱三千,其豹半之”。
因为狩猎是古人生活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在文学上也得到了体现。先秦时期,无名氏作了《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ròu,古同‘肉’)”,意思是说砍下竹子作为弓矢(一说弹弓),然后去打猎。《弹歌》虽然只有短短的八个字,却非常形象地描绘出古代狩猎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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