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们黑压压地走过来，群情激昂地高声唱着歌，挥舞着手臂，目不斜视地快速通过并不宽敞的巷道，与我们迎面相遇，擦身而过......那一刻，空气似乎冻结了，时间似乎凝固了，我整个身体变得僵硬，几乎屏住呼吸，下意识地紧缩在靠墙的角落，用双手护住了妹头。我和他们避免有眼神上的直接接触，却用余光紧张地留意他们步步紧逼的举动，我们进退维谷，有那么一瞬间，脑子懵掉了，我的脑子飞快地盘算最坏的可能性，一旦发生意外，我可以怎么做......就像电影里4倍慢进的镜头，他们整群人“嗡嗡”地掠了过去，走到我们的身后，我仍旧不敢回头张望，因为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形。
这发生在伊斯坦布尔著名的贝尤鲁区（Beyoglu），作家费里特·奥尔汗·帕穆克（Ferit Orhan Pamuk）小时候居住的地方。仅距离我们一家三口抵达伊斯坦布尔的酒店刚刚不到30分钟。由于房间还没准备好，我们将行李放下，就近去找吃的。酒店前台给我们指了一个商业区，不远，步行大概5分钟。才刚出门，就遇上了这个游行队伍。
我们快速回到酒店，房间已经备好。楼下突然传来队伍行进时的歌声，夹杂着烦躁的喇叭声，我终于敢举起相机，拉开窗帘拍照。阳台的视野绝佳，队伍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潮水般涌过马路，黄色出租车排队等候，“砰”的一声声巨响，点燃了手里的烟花，烟雾很快弥漫开来，目光随着他们行进的方向所到之处，我心里随之松了一口气——他们，准确来说，都是球迷，去的是酒店对面的一个大足球场，虚惊一场。显然，今晚将上演一场精彩的球赛。
“好吧，现在我们又可以出门了”，我宣布道，指着窗外，“瞧，那里有个公园，还有一大片还没融化掉的雪，挺干净的。我们去看看能不能进去吧。”妹头应声附和，迫不及待。
旁边的“公园”进不去，那是英国驻伊斯坦布尔的领事馆。不过，我们很快又发现了一座小清真寺，背阳处的残雪足够让妹头乐此不彼，了却一桩出行心愿。（暴雪在年三十降临伊斯坦布尔，造成多个航班取消延误，我们年初三抵达，雪一直没化尽，等妹头来到。）妹头的裤子被雪浸湿，回去换了条裤子复出门。
雪后的天空非常澄净，空气通透，这次我们沿岸边散步。妹头站在路牙子上，背对着波光粼粼的金角湾（golden horn），用一曲let it go来表达自己对此地的喜爱。
伊斯坦布尔是座充满活力的城市，而这活力在我看来，恰是政教分离的政策所赋予的。在土耳其，宗教信仰是私人的事。
“妈咪，你看，那里有雪。”妹头叫道。我望去，一团杂乱的普通居民楼，局促地挤在一块绿地上，房顶和绿地上仍有未消融殆尽的残雪，粉红色的床单布和其他衣服搭在两栋楼间的晾衣杆上，下面一个行人正小心地淌过地上一滩融水，水反着光。
这是一个无法言述的瞬间，冬日午后阳光明媚，树枝凋敝乱舞，海湾对面城市建筑密集，清真寺宣礼塔格外显眼，整片笼罩在一片雾气氤氲之中，回旋在街区角落上空的暮礼声刚刚响过，一辆越野车冲出街道拐角，闯入逆光中一个疾驰而过的剪影。
魔幻，这个词，就是我对伊斯坦布尔的第一印象。
有一个说法，当伊斯坦布尔街头开始卖炒栗子，那意味着冬天来临了。
当我们在贝尤鲁区的商业大街散步，发现街头巷尾的红色售卖小车仍然有着热气腾腾的炒栗子，显然，这个冬天还在进行时中。
雨神不是盖的，雨水又跟着我来了伊斯坦布尔，鬼天气出门又冷又湿。我在积雪融化之时抵达伊斯坦布尔，只能想象著名的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所回忆的雪中景象：
“我的童年回忆少不了这一片覆盖的雪。......因为雪让城市看起来焕然一新，不仅把泥巴、污秽、废墟和疏忽掩盖起来，也为所有的街道和景色提供某种惊喜，某种迫近凶险的甜美气息。每年平均下雪三至五天，积雪在地面停留一周至十天左右，但伊斯坦布尔总是措手不及，每次下雪都像第一次迎接。”
全球厄尔尼诺气象的影响，不过短短三日，城中的雪早已不见踪影。打伞的人寥寥，人们似乎并不介意在雨中行走，缩了双手，将衣领拉高，帽沿压低。
这一天我们没有安排其他的景点，就只是在贝尤鲁区独立大街（(Istiklal Avenue)）一带随意走走看看。在这一区，帕慕克书中描述的老式红色有轨电车仍在“叮咣叮咣”地运行，只是路程较以前缩短了许多，保留了突内尔(Tunel)到塔克西姆（Taksim）一段。很多当地人就外挂在车门，我几次想像他们一样随时起跳上车，也没找到合适机会，更没有落脚点。
“电车道打从1914年就在我们那条街来回行驶，把马奇卡和尼尚塔石跟塔克西姆广场、突内尔、加拉塔桥和其他古老贫穷、似乎属于另一个国家的历史街区串联在一起。每天睡觉时，电车的忧郁乐声把我带入梦乡。我喜欢电车内的木头装潢，隔开驾驶舱与乘客区的靛蓝色玻璃门；我喜欢我们在终点站上车等开车的时候驾驶员让我玩的操作杆......在我们回家前，街道、公寓，甚至树木都是黑白影像。”
在土耳其，大约只有1%的人口是非穆斯林教徒。在土耳其，宗教信仰是私人的事。
我们在伊斯坦布尔最大的天主教堂（Saint Antonio Church）稍停片刻，顺便暖和一下身子。说来话长，这座教堂大有来头。贝尤鲁在中世纪时被称为佩拉（Pera）。1273年，拜占庭皇帝将佩拉送给热那亚共和国，以回报热那亚对十字军东征的支持。1348年热那亚人修建了著名的加拉塔（Galata Tower），高67米，是为贝尤鲁的制高点，也是伊斯坦布尔的地标之一。
坐电梯抵达顶层，然后再沿螺旋楼道攀上加拉塔的观景台，能够欣赏到金角湾的全貌，以及伊斯坦布尔的美丽天际线。风光虽美不胜收，但塔端凛冽呼啸的寒风夹杂着雨水快把人给吹傻了。几乎所有游客都哆嗦着只转了一圈就下撤了。塔尖有许多的海鸥在围绕盘旋。
直到1453年，随着奥斯曼帝国崛起，威尼斯共和国与之交好，令热那亚人对佩拉的控制告一段落。该教堂初建于1725年，因而可以理解它的威尼斯风格由来。后教堂被拆除，1906年－1912年间在原址重建了现在的威尼斯新哥特式风格的红色砖墙教堂。
相比于金角湾对岸的老城中心区，贝尤鲁区的风格是最西化的，可以想象这一区域来自地中海和西欧国家的“外来人口”众多。贝尤鲁区是伊斯坦布尔最先拥有电话电车的区域，继伦敦之后第二条地铁线，Bankalar Caddesi（银行街）一度是奥斯曼帝国的金融中心。“他们（拜占庭）的子孙后代如今在贝尤鲁经营鞋店、糕饼铺和缝纫用品店。他们是家族企业，......以连珠炮般的希腊话彼此闲聊。”“20世纪一开始，这座城市仅有半数人口是回教徒，非回教徒居民大半是拜占庭的希腊后裔。”
奥斯曼帝国瓦解后，贝尤鲁区衰落。“1955年，英国离开塞浦路斯，......仇视城内非回教徒居民的暴徒聚集在塔克西姆广场，烧毁、破坏并洗劫我母亲和我曾去贝尤鲁逛过的所有商店之后，整个晚上在其他城区干相同的事情。”“隔天早晨，贝尤鲁的商店成了一片废墟，窗户被砸碎，门被踢开，商品不是遭掠夺就是被痛快地摧毁。”
帕慕克笔下描述的暴行让人读来心有余悸，我们在贝尤鲁漫步，今天的贝尤鲁已经走出了几十年前浩劫的阴影，文化与艺术并举，商铺林立，气氛活跃。随处可见咖啡馆、糕饼店、餐厅、酒吧、红酒屋和俱乐部，还有书店、剧院、电影院和艺术画廊等。
他在书中还提到过“一群群的狗”，而我们在这一街区看到更多的是，一只只孤傲的流浪猫，取代前者占据地盘。
在能看见金角湾的天台餐厅和红嘴海鸥共进早餐，就着一杯土耳其茶，一直坐到11点。
然后退房，搬去一桥之隔（加拉塔桥）的苏丹艾哈迈德区（Sultanahmet），为的是步行就能抵达圣索菲亚大教堂（Haghia Sophia）和蓝色清真寺。下午原本打算先去就近的苏丹皇宫，不想才迈出门，就反了方向，一不小心就暴走了三个区，所以一路穿过了大巴扎外围，竟出其不意绕到了圣索菲亚大教堂边。既来之，且安之，干脆就买票进去了。
慢慢在苏丹艾哈迈德广场踱步，经过德皇威廉喷泉，回望千年，这里原是君士坦丁堡的圆形大竞技场（Hippodrome）。而不远处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则是君士坦丁堡的宗教中心。大皇宫（Great Palace）连同前两者构成了君士坦丁堡的最核心地带。
竞技场完全仿照罗马斗兽场的式样而建，场内分布着许多立柱，为城中最盛大的庆典活动而建造。今天我们只能凭借至今仍耸立在广场上的埃及图特摩斯三世古方尖碑(Egyptian Obelisk)、残缺的君士坦丁纪念柱（Constantine's Column）和青铜的蛇柱（serpentine column）来想象往昔的宏大场面。据载，竞技场的看台可同时容纳上万人观赛。
君士坦丁堡盛世如此富有，多少势力觊觎它的财富。不光彩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令原本属于君士坦丁堡大皇宫的四匹鎏金铜驷马雕像被抢夺运去了威尼斯，作为战利品安放在圣马可教堂的上面。大皇宫遭到洗劫，君士坦丁堡元气大伤，再也没能恢复，直到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竞技场已成一片废墟。今天，苏丹艾哈迈德广场的范围，都大致相当于已消失的竞技场。
拜占庭帝国的星象学家曾预言，君士坦丁皇帝将不会战败，除非满月给他以预兆。在1453年5月拜占庭帝国气数将尽的前一夜，夜空中出现月食，满月的形状变成了新月（伊斯兰教的象征）。次日傍晚日落时，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巨大穹顶发出红光，仿佛不断上升的血浪四处蔓延。这些现象预兆帝国即将灭亡，守城军民士气衰落。这之后，苏丹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the Conqueror）骑马穿过君士坦丁堡城，来到圣索菲亚大教堂前，伊玛目对着教堂念诵古兰经......
漫漫历史长河流淌，圣索菲亚在拜占庭帝国时期是基督教堂，在奥斯曼帝国时期被改建为清真寺，到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它不再担负宗教功能，而成为了博物馆，之前被灰泥覆盖的基督教壁画得以重现天日。唯一不变的是其名——“神圣智慧”。
随后，我们根据地图指示，来到大门毫不起眼的水下地宫（Basilica Cistern）。这是我来伊斯坦布尔之前，就很向往一睹真容的地方。丹·布朗在他的小说《地狱》（Inferno）中，将最悬疑紧张的故事情节设在了伊斯坦布尔的水下地宫之中。我是丹·布朗忠实的粉丝，也对符号学着迷，所以对地宫心心念念。
这是一座拜占庭时期的建筑，建于查士丁尼一世在位期间，在那时起就担当着供应整座君士坦丁堡城市食用水的功能。据说，假使君士坦丁堡被围困，这座蓄水池的水量之大（8万吨），也能供全城饮用一个月。奇妙的地下宫殿，整个奥斯曼帝国都不知情，直到1960年才被法国考古学家发现，在此之前，居民们只是听见附近水声滴答，地下水涌出，却从不知缘何。
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前奏已经引得我好奇心大起。进入地下，要先走下一段长的阶梯，等视线适应了光线，顿时被地宫的布局所震撼。多达336根的立柱，每根高达8米，等距立在清澈的水中，撑起众多的红白相间的拱梁，在灯光烘托下，形成视线不可及的巨大空洞。这些立柱式样多种，材质也各不同，从罗马帝国的旧建筑搬来。而水面之上架起的栈桥，可以供人在宫中行走，通往地宫四通八达的深处。仅从外观上看，似乎有很多的玄机在其中，但一般外人又看不出门道。这里的水引自20公里之外的黑海，由于早已不再为城中供水，目前水深只及立柱的底部基座，部分位置深达2米。
我很喜欢地宫，和想象中的一模一样，说明丹·布朗在小说《地狱》书中的描写很是到位。地宫内光线昏暗，头顶上方的天花在滴水，脚下湿漉漉的，但一点不感到阴森和寒冷。地宫里的池水中有鱼游来游去，惊人地肥硕。
地宫内还有一根与众不同的石柱，很容易辨认，绿色，上面刻有树纹和孔雀眼纹，水流顺柱而下，经过孔雀眼花纹，就仿佛一滴滴眼泪流下，又称“泪柱”。泪柱上有个窟窿，外沿早已磨得圆滑，看人将大拇指伸入洞中，然后按住不动，绕掌一圈。不明就里，也跟着效仿，才转了半圈就拿出来，旁人见状，忙说，nono，要像这样，转足360度，就能梦想成真。
结束在托普卡帕皇宫的游览，已经差不多到了晚餐的时间。去了一个能看苏菲舞（The Sufi Whirling Dervishes，又称回旋舞）表演的餐厅吃饭，就在圣索菲亚大教堂附近的轻轨沿线，很好找。
满满当当的海鲜烧烤盘，还专门在中央摆放了一个可燃烧的容器，用火焰制造气氛。
起源自伊斯兰苏菲教派，他们相信通过不停的旋转，忘却自我，将身心专注于音乐，通过冥想，可以进入一种天人合一的状态，从而达到亲近神的目的。所以，宗教仪式（Sema）的意味更浓些。
待餐厅客人渐多，灯光慢慢调暗，在大家屏息轻语中，先是一名穿深色长袍戴高帽沉稳地缓步进入舞台。只见他放下一个跪垫，先是抱着虔诚跪拜祈祷，彷佛神灵在上，听他诉说。
然后他退下，走入三名同样着装打扮的乐器演奏者，在靠墙的座位就坐，依次排开。音乐在众人的期待中缓缓响起。
接着，三位舞者上台。先是祷告，后是互相问候，除去黑色斗篷，开始随音乐旋转。在塞玛仪式（The Sema Ritual）中，驼色礼帽代表着自我的墓碑，白色长裙代表着自我的裹尸布，而方才除去黑色斗篷的动作，则代表精神上向着真理的重生。创立者认为，音乐和舞蹈能够引导拥抱人类之爱，也为人们提供了释放日常生活的焦虑和痛苦的渠道。
当舞者双手交叉放在胸前，代表见证与神的统一。然后右臂朝上，表示随时接受神的恩典，左手指向地面。通过这样，舞者们将神的恩典传递给了目击者们。
光影交错之中，裙裾飘飘纷飞，舞者闭上双眼，不停自转同时绕大圈，面部神情安详，似乎已经超脱了现实世界，全然忘我地沉浸在另一个空间。
随着节奏的变换，舞者的动作渐停。没有谢幕，没有向观众的致意，他们重新穿上斗篷，拾起跪垫，退场离去。
掌声长久不息。
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老街，有一家小小的旅游代理门店。我们早上出门时，工作人员抬一张大桌出来，放在人行道上，我们傍晚回酒店时，桌子又收进狭窄的里间。桌子上面随意摆放了各种一日游小册子，最多的一叠是“博斯普鲁斯海峡游览”（Bosphorus Cruise Tour），原价10欧，被人用油笔划了一道，手写改8欧。“大平卖啦”，工作人员卖力地吆喝，当有游客表露出兴趣，“淡季，只要8欧一人，2个小时，去看亚洲区的碉堡。”
这么几番下来，我们决定坐船游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horus）。
早上按时抵达门口，他们一边揽客一边招呼买了船票的客人，“再稍等一下，马上就来人接，然后去码头坐车，再去xx码头坐船。”到点了，来了一个人，带我们三个家庭穿过街道，走去码头边。靠近码头的地段，临街旅游代理门店的价格变成了7欧，更加便宜。
站在码头等了一会儿，一部小巴靠近，已有了一些散客。这种形式我们都理解，散客团嘛，到指定地点接上客人，统一送到码头乘船
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特殊意义在于欧洲和亚洲的分界，这也令伊斯坦布尔成为世界上唯一地跨两个大洲的城市，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是黑海沿岸国家出外海的第一道关口，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世界主要国家迅速卷入了战争，俄、英、法为主的国家结盟，成为协约国一方，对战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一方。
但奥斯曼帝国站错了队。俄国觊觎博斯普鲁斯海峡了百年，这下找到了机会。大战期间，俄英法就博斯普鲁斯海峡达成一项秘密交易，如果取胜，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坦布尔、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两岸的大片领土，以及马尔马拉海中的岛屿将归属俄国。而英、法船舰可以自由通过海峡。（后来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列宁宣布废除这一秘密条约）果然，奥斯曼帝国在一次大战中溃败，盟军占领了伊斯坦布尔，法国与英国战舰停靠在朵巴玛切宫前的博斯普鲁斯海域。
我们是最先上船的一车人，能够坐到想坐的位置，找了二楼甲板船舷座位。继续坐等了近一个小时，期间有头顶着高高的芝麻面包圈（istanbul simit）的小贩上来兜售。见人熟练地找出一枚硬币递过去，小贩将盛面包的大铝盘放低，乘客从最顶部自己取一个芝麻面包圈。别小看这小小的芝麻面包圈，已经有600多年历史，称得上是“国民面包”按照师傅的说法，一个上好的simit颜色要像22k奥斯曼黄金一样。
游客多是西方人，大家都很耐心地等待，轻声细语地讲话。又一批客人上船，将外圈的座位都坐满了。我以为能开船了，不想，又继续等了一批人，把中间的塑料椅子搬出来一一坐下，这才发动马达退出水岸，向着金角湾水域驶去。
在伊斯坦布尔，还有一种黄黑相间的老式蒸汽渡船，叫“博斯普鲁斯船”（Bosphorus Boat），从奥斯曼帝国时代保留至今。每天高烟囱仍旧冒出一股黑烟，发出长长的低沉汽笛声，仪式感十足地从埃米诺努码头（Eminönü）出发，数不清的海鸥在船边低飞送行，它已经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航行了百余年。
我们参加的是短途游船，航线是先绕行金角湾，然后往博斯普鲁斯海峡，之后回程。从船上看两岸伊斯坦布尔城市景观，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体验，你会发现这座城市的天际线非常有层次，也富有美感。
加拉塔桥上仍然有在垂钓的人群，加拉塔矗立在贝尤鲁区的最高点，而这边则是苏莱曼清真寺在阳光下的剪影。在驶往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Boshorus Bridge）的途中，经过了新皇宫朵巴玛切。土耳其之父凯末尔在此离世，宫内所有的钟表都停在了9:05这个时间。有的游船会包括上岸游览，我们的船没有停留，继续全速前进。我们甚至在海里发现了透明的水母，数量众多，可见水质多洁净。听说，夏天的时候，还能看到海豚。我认为最美的画面定格在以少女塔(Maiden's Tower) 为背景的海面。
甚至在冷战时期，帕慕克在《一座城市的记忆》中对当时的气氛如此描绘道，“事实上，我数着往来于博斯普鲁斯的船只已有好一阵子了。我数罗马尼亚邮轮、苏维埃战舰、从特拉布宗进来的渔船、保加利亚客轮、驶入黑海的土耳其海上客轮、苏联气象观测船、高雅的意大利海轮、运煤船、巡防舰与生锈、斑驳、失修、在瓦尔纳注册的货运船，以及借黑夜掩护国旗与国籍的老船。”“一个庞然大物从黑黝黝的海里浮现......那是个巨无霸！一艘苏维埃战舰！”
仅仅在欧洲区游玩是不够的，有机会的话，游人们也想到脚踏实地地踩在亚洲区的范围。但往往时间紧迫，只好选择了游船，来远观下亚洲区的景致，究竟有什么不同。
重返埃米诺努码头，原来这里是埃米诺努广场（Eminönü Square）。成千上外的鸽子在广场上踱步。不少餐厅爆满，都是本地人，我们走到加拉塔桥下的水岸边的餐厅吃中饭。
饭后我们去了位于广场的伊斯坦布尔第二大清真寺，即兴建于1597年的新清真寺（New Mosque）。妹头要去洗手间，我腰疼，山哥带了去。我坐在中庭的石阶上，默默看人家濯足净手，也看一对遮面女人做出各种趣怪的姿势自拍。走进寺内，男女信徒分室而跪，像我们女性游客大摇大摆进入大厅，对她们而言是不可能的。
这一天，我们踩城的脚步最后停在苏莱曼清真寺的百米之外。
我喜欢探访考古和历史博物馆，全世界的博物馆大大小小也看了不下100座了。曾有编辑问我，有没有兴趣出一本关于博物馆的旅行书，我当时觉得没有时间做充分的考证，恐怕难以胜任，婉拒了。现在想来，有些后悔，如果谁还有这个选题意愿，记得我们来谈谈。
对于那么热爱这类博物馆的我来说，伊斯坦布尔的考古博物馆自是不能错过。
专门留了一天给它，但结果走马观花只呆了大半天。
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其实离托普卡帕皇宫很近。一进门，是一个古希腊建筑构筑件和一些雕像组成的园林，就这么露天摆放日晒雨淋着，美杜莎的形象在其中屡屡见到。
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亚历山大大帝石棺（Alexander Sarcophagus），棺身浮雕描绘的是亚历山大大帝大败波斯的战争场面。考古博物馆最重要的收藏要项—古代石棺及希腊化时期石雕艺术品，可以串连出小亚细亚安纳托利亚高原的文化发展。这批石棺也就成了这座考古博物馆的镇馆宝，考古博物馆因此也有古棺博物馆的称号。有一个非常大的展厅，全部都是石棺，人走在里面像迷宫一样，加上灯光照明配合，有些角落头静悄悄的，会让我无端起一身鸡皮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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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博物馆出来，时间还早，一合计就去了伊斯坦布尔大巴扎。这大巴扎面积很大，很有覆盖整个山头的意思，我们前几天也途径外围两三回了，真切地感受了其中的氛围。眼花缭乱，想买的东西太多。
考虑到这爷俩已经买了一个大瓷盘一个小瓷碗，我反倒就只对方便易带不重的首饰感兴趣了。大巴扎的汇率是几天来，看到最好的，山顶好过山脚。
刚发现码头有渡轮，有车往船肚子里钻，想起黄浦江以前的浦东浦西，直觉可能能到亚洲区。问了卖票窗口，果真就是。查了窗口挂出的地名牌，也的确在亚洲区不错，才2里拉。想着心心念间的亚洲区还没脚踏实地，不如就试下能到哪里。上了船，学当地人买了一杯土耳其茶来喝，想着怎么也得半小时吧。结果茶还烫口，给妹头讲的故事还没说完，就到了对岸亚洲区了。三下两下赶紧把茶给吞了。
下船那个寒风呼啸啊，码头冷冷清清，连出租车也没影，目光所及之处是货运码头，也没有个餐厅的模样。我们手里是大包小包的巴扎斩获，缩着脖子查地图，还是罢了。买了票，又坐回欧洲区，这趟学乖了，没买茶。
回酒店的路上，原来“东方快车”始发车站就在这里。我们进去候车室参观，砰地一声，木门推开，我们是楞头的闯入者，厅内或坐或卧取暖的流浪者投射来各种诧异的眼神，我做出一个抱歉的手势，镇定地牵住妹头的手慢慢退出。
我们在玻璃橱窗前看一家百年甜品老店里的师傅忙着做点心，伊斯坦布尔街头特有的轻轨列车呼啸着从我们身后驶过。这种轻轨每天穿过人口密集的老城区，也没有减速的意思，除非堵车，有的地段甚至没有防护栏，紧贴着行人道不过一脸距离。我们才刚刚适应，很快又要离开了，真的有些难舍呢。
古老和现代穿插交织，多元和包容，细心地阅读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它远比一般的欧洲城市更加地多层次，伊斯坦布尔的过去太过厚重深沉，历史文明遗迹在街区随处可见，不露痕迹地已经渗入了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成为帕慕克笔下的“呼愁”，亦成为伊斯坦布尔的瑰宝。
在离开伊斯坦布尔的最后一个白天，充分利用博物馆pass，我们去了位于大竞技场附近的土耳其和伊斯兰艺术博物馆(Turkish and Islamic Works Museum)。这里原来是易卜拉欣帕夏宫(İbrahim Pasha Palace)。
在展厅最先的部分，是关于大竞技场的遗迹和说明，可以看到一小截门洞。接着上楼，这里是按年代、国家和朝代划分的各个展厅，展出该年代的代表艺术作品，包括书法、陶器、玻璃器皿、地毯等等。从沙漠里走出的强悍文明，有着惊人的吸收和兼容能力，十分璀璨的艺术造诣。
伊斯兰教的核心则是真主唯一，而祂无处不在却又无形无相，无始无终的特性，使得在伊斯兰教中最不可饶恕的罪恶就是偶像崇拜。圣训中有明确指示：表现人类和动物是真主独享之特权，而侵犯特权的造型者（包括雕塑家和画家）则会在审判日接受最严厉的处罚。这种严格的信条导致了伊斯兰艺术走上了象征与装饰化的发展道路。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清真寺有那么多花纹的体现了。
对于真主以及先知而言，是绝对不可画出其圣像的。在伊朗曾看到很多面部用光团替代的人物图像，应该就是缘于此故。在《伊斯兰艺术》这本书中，作者提出，“因此，如果更确切地说，伊斯兰艺术不是阿拉伯艺术，也不是希腊艺术、波斯艺术、印度艺术甚或土耳其艺术，它是在多种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下，按照伊斯兰教严格的信仰，以保证其共同体的存在为必要条件，而形成的独立的艺术。”
博物馆之后，我们没折腾去亚洲区，往老城的南面深入。偶遇小索菲亚清真寺，和有着奥斯曼时代木屋的街区，刷上了漂亮的彩色油漆。但这个街区游人寥寥，铁丝网树立，偶见堆砌的垃圾和大土堆，看起来比较落魄，就像是这座华美城市的另一面。从窗口探出的不太友善的目光中，我很怀疑是否帕慕克笔下较为贫困的城区。
没有时间深究，我们在此匆匆吃了午饭，回到酒店拿了行李奔赴机场。去往机场的路上，数以百计的海鸥相送。
我想就伊斯坦布尔说的话，都尽在这总共8篇游记里了，从三月份一直拖到现在，总算松了一口气。
帕米尔文旅
marlbo_chan
土耳其必妮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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